编成于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的《古文观止》，自其行世以后，翕然风靡，脍炙人口，长期被人们作为浏览中国传统散文的规范读本，鞠育了300余年间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学子。在这些被叹为观止的千古雄文中，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丰乐亭记》如日月同辉，赫然在列。
　　同一作者，写于同一年份，描写同一地方相似风物，而同时被收入《古文观止》的，《醉翁亭记》和《丰乐亭记》为所仅见。这种奇观，即使是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也是少见的。只此一点，就可以看出一代文宗欧阳修思想的深邃宏博，文采的雄奇瑰丽。醉翁亭、丰乐亭这一双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葩，因为两篇流光溢彩的美文，永远定格在了滁州的青山绿水之中，永远铭刻在了中国人文画廊的丰碑上。今天的人们，追随着欧阳修那清丽飘逸的文字，走进婀娜多姿的滁州山水，静坐于醉翁亭中，徘徊在丰乐亭畔，听泉声鸟鸣，看红树青山，依然可以感受到崇尚文治的北宋的风情万种；穿过漫漫的历史年轮，和欧阳修神交，去感悟他的英雄梦和寂寞愁，去体会滁州山水赋予他的生命意志和浪漫情韵。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生于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其父亲欧阳观进士出身，只做过道州、泗州等地几任推官和判官，即英年早逝。此时欧阳修四岁，其母郑太夫人用芦荻在沙地上画字教他认字。“画荻课子”的典故，就出在欧阳修母子身上。欧阳修勤奋攻读，不负母望，二十四岁那年，也就是宋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他考中进士，被授予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任西京洛阳留守推官。从此，欧阳修步入了仕途，并由此开始经历官场上的各种风风雨雨。
　　欧阳修在西京留守推官任上整整三年，这个时期，他除了广泛结交文人，进行诗文创作外，作为一位意气风发的封建朝廷的官员，他时刻牵挂国家大事。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素有贤名的政治家范仲淹被任命为右司谏。欧阳修对范仲淹抱有极大希望，慨然写了一封《上范司谏书》，热切盼望范仲淹直言陈事，匡正时弊。可惜的是范仲淹这一次并没有能在谏官的位子上呆多久，即被贬知睦州(即今浙江建德县)。尽管如此，欧阳修并没有怕罹祸而疏远他，反而又写了一封《上范希文书》，对范仲淹之“登朝与国论，每顾事是非，不顾自身安危”的行为大加赞赏。这种刚正不阿，明辨是非的品质，注定了他的仕宦之途的坎坷不平。
　　景佑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被重新召回京师任要职，但上任不久，即与当权宰相吕夷简产生了尖锐矛盾，又一次由京官被贬为饶州地方官。一些朝廷官员如余靖、尹洙等因支持范仲淹，亦遭贬官。一味正道直行的欧阳修当然是站在范仲淹一边的。可当时的左司谏高若讷却大拍吕夷简的马屁，公然声称范仲淹当黜。欧阳修见状，便毫不客气地写了一篇《与高司谏》，痛斥他“不知人间有羞耻事”。高若讷也不含糊，指责欧阳修“托附有私……恣陈讪上之言，显露明奸之迹”。结果，欧阳修也被赶出京师，到峡州夷陵(今湖北宜昌)去做县令。这是欧阳修第一次遭降谪。
　　到了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由于西夏的李元昊举兵犯宋，宋王朝迫于形势的压力，不得不重新启用范仲淹，任命范为陕西经略安抚使。此时范仲淹想起了由于为他仗义执言而贬谪不毛之地的欧阳修，想征召他执掌书记。欧阳修却推辞了，理由是“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欧阳修之举似乎颇不近人情，然而其正直刚强的品行却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