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与小岗村改革：做好乌纱帽不要的准备
记者蒋海潮
1980年1月24日，万里来到小岗，高兴地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 （资料图）
“要吃米，找万里”，这是曾经在安徽地区广泛流传的一句民谣，字句间是吃饱肚子的农民对力推改革的万里同志深情的赞颂与感激。
1977年6月，万里被任命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开始主政安徽。他履新之始，就一头扎进基层，半年走了3000里路。1978年春天，他第一次来到凤阳，却在铁路沿线亲眼看到成群结队的农民拖儿带女在凛冽的寒风中扒火车外流逃荒。百姓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情形让万里深受刺激、痛心不已。在一次贫困地区县委书记的座谈会上，万里说：“必须把生产搞上去，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你们要求什么样的政策和条件都可以，但保证今后决不能再讨饭。”
在对农村的问题有了深刻了解后，不久，安徽省委出台关于农村工作的六条意见，简称“省委六条”，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等等。这是在全国率先突破农村既定政策“左”的框框，给农民“松绑”。
1978年，“省委六条”的东风已经吹进了小岗村。当年的小岗村在饥荒和旱灾的重重打击下，一贫如洗，每年的人均口粮只有200多斤，人均年收入不足20元，每到冬春季节，全村家家户户扶老携幼，外出乞讨，无一例外。当时虽然搞起了包产到组，可是从两个组分成四个组，后来又分成八个组，已经是兄弟组、父子组，但是依然矛盾不断、吵吵闹闹。终于在这年的一个冬夜，村里的十八户农民在一张生死契约书上按下红手印，冒着杀头危险共同约定“分田单干、包干到户”，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大包干”。
“包干到户”宣称的是农民个体对土地经营权的承包，这样石破天惊的举动无论在当时的宪法还是中央文件中，仍然被列为“禁区”。但是，万里却冒着风险、顶住压力，对这样的做法表示了坚定的支持。
1979年3月中旬，万里到滁县地区视察工作时，知晓了凤阳、来安、嘉山等县领导班子中许多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大胆领导农民推行包产到户或者大包干到户，他高兴地说：“我早就盼着有那么几个不怕死的带头人哪！”对“大包干”的做法，万里明确表示：“不管你搞什么办法，增产就管。这办法、那办法，只要你的办法能增产，增加财富，就是好办法。”
1979年6月5日，万里到定远、凤阳县调研时，凤阳县委主要负责人向他汇报了实行“大包干”的情况，并引用了农民歌谣：“大包干就是好，保证一年能吃饱，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准搞三五年，吃陈粮来烧陈草。”听了汇报以后，万里当即表态：“好！我批准你们县干三五年。”对于当地还有一些干部怕犯错误、群众怕政策变的顾虑，万里说：“现在不要有倾向性，要看哪一种办法能增产。我们只反对一种倾向，就是平均主义。无论实行哪种办法，包括单干，只要能调动群众积极性都可以。凡是能增产增收，对国家贡献多，就是好办法。每一种办法都有优缺点，要不断总结，不断改进，使之更加完善。你们说搞大包干干部怕犯错误，群众怕变，我代表省委表态：错不了，错了我负责。”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行“大包干”的第一年，小岗村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79年，小岗村粮食总产量达到6.35万公斤，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15年的产量总和；油料总产1.75万公斤，相当于过去20年产量总和；交售粮食3.25万公斤，这是自合作化以来23年第一次向国家交售余粮；交售油料1万公斤，自合作化以来第一次超过任务80倍；归还贷款800元，小岗村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均收入400元，是1978年的20倍。
1980年春节前夕，万里终于来到小岗村一探究竟。在此之前，他读到了当时凤阳县委工作人员吴庭美的一份调查报告《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这份报告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历经磨难的小岗农民如何冒死抗争，带头实行“包干到户”，一年翻身的事实。万里兴奋地连看两遍，准备亲往小岗，给当时正紧张不安、等待上级领导表态的农民一颗“定心丸”。
1月24日，万里来到小岗村，下车以后二话没说，先是挨家挨户看了一遍，看到家家户户粮食满囤，他十分满意。见到大包干带头人、小岗村生产队长严俊昌，万里首先问了三句话。第一句：“你今年多大？”第二句：“你是不是共产党员？”第三句：“过去生产队长好当还是现在好当？”严俊昌说，自己不是党员。万里当即说了句：“好！中国这么多共产党员都不敢走这条路，为什么？怕丢了官，抹掉乌纱帽！”对第三个问题，严俊昌回答得很痛快：过去队长不好当，现在好当！万里问“为什么？”严俊昌说，“过去干活‘大呼隆’，都是出勤不出力，现在不要我吹哨子了，也不要我打铃了，老老少少都自愿上阵。”万里又问“那你们可有把握呢？”“只要没有天灾人祸，我有把握！”严俊昌胸有成竹，告诉万里，“像这样干，我们可以不吃国家供应”，“对国家还有贡献哪！”
听了严俊昌的话，万里立刻给小岗村人表了态：“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早就想这样干了，就怕没人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现在有人指责我们小岗‘开倒车’，只要能对国家多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
严俊昌问万里，“万书记可能准我们多干几年？”万里笑呵呵地说：“那能干啊！地委批你干三年，我批你干五年！”
对于多年吃够苦头的小岗农民，万里的讲话无疑是个莫大的支持和鼓舞。严俊昌在后来的回忆中说，他当年听了这话激动得“恨不得趴在地上给万里磕头”。同为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关友江在后来回忆道：“听到这个我们真是快活得不得了啊，现在想想，领导能对我们这样肯定确实不容易。想当初签字那时候，心里怕啊，晚上睡不着觉。我们现在干好了、领导表扬了、肚子不饿了，归根到底是共产党的政策好啊，没有共产党的好政策，我们得不到这样的成绩，走不到今天啊。”有的社员顾不得倾吐心声，急忙回家炒花生。他们把这些大包干的丰收果一把把地往万里和随行人员的大衣兜里装。万里同志落泪了，他语重心长地对随行的地、县委领导同志说：“咱们不能再念紧箍咒了，你们说是不是？”
临走时，万里一再叮嘱社队干部：“一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实事求是；二要不卖过头粮，要接受3年灾害时的教训；三要带领全体农民，不但要把粮食生产搞上去，还要大力发展工副业，使全村农民快富起来！”汽车行至村头，万里仍然不放心，再次招呼严俊昌过去：“如果有人查你，你就说我同意的，让你干五年。”
回到合肥后，万里在省委常委会议上捧出小岗社员送来的花生，一边叫大家品尝，一边讲小岗的情况。他再次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管采取哪种形式，只要能增产增收，对国家能多贡献，对集体能多提留，社员生活能大改善，就是好办法，就都应当支持。
万里小岗之行，肯定了包干到户，使大包干责任制在进一步完善中迅速发展。1979年，凤阳全县粮食总产量达2.2亿多公斤，比1978年增长49%，人均收入达150元，比1978年的81元增长85%。仅仅一年时间，就摘掉逃荒要饭的“帽子”。
不久之后，四川、内蒙古、河南、贵州都普遍推行包产到户。1980年4月2日，邓小平同志同万里谈话时，充分肯定了安徽的做法。同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讲话》中，对大包干予以了旗帜鲜明的支持。他指出，“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起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这是一个历史的结论。从此，历经磨难的包产到户责任制终于列入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正册”。
1980年3月，万里任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在摸清全国情况的基础上，万里主持召开农委党组扩大会议，分析形势、统一思想。随后，国家农委起草了一系列文件，总结了很多经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包产到户规范为双层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
多年后，万里的长子万伯翱向媒体追忆，“当时真的是谈‘包’色变，父亲坦然处之，只要群众吃饱饭，挨批斗就挨批斗吧。当时父亲还跟母亲说，做好准备再次被打倒，乌纱帽不要了。”万伯翱说，“正是对农民兄弟的感情深，父亲才能敢于改革，这也是他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斗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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