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打印稿让他潸然泪下
一晃快10 年过去了，博物馆不但没倒，到目前收藏已有5000 多件。博物馆还成为民建中央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江苏省全民国防教育基地、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迎接国内外四方来客。
“要说南京大屠杀藏品，我最想说的就是邰常仁（Tai Chang-sen 音译）打印稿。”吴先斌说。多年来，吴先斌都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就是周末去旧书摊寻找史料。无论刮风下雨，他都会天不亮就起床，甚至带着手电筒出发，南京、上海、合肥……他都去过。“有天我发现了这份全英文打印稿，看到其中有‘南京’、‘战争’的单词，就买了下来。”
吴先斌请人做了翻译，读懂了邰常仁。南京大屠杀期间，邰常仁亲眼目睹了日军令人发指的暴行。在发现两本英文书《战争意味着什么——日本侵华暴行》和《南京战争写祸》后，他用打字机将两本书打印装订成油印稿，冒着危险在民间发放。
邰常仁在打印稿中写下这么一句话：“我祈祷我们祖国最终赢得最后的胜利，并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这句话让吴先斌潸然泪下。“现在他的愿望都实现了。”吴先斌告诉记者，这位爱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姓名，至今是个谜，找到此人是博物馆的心愿，希望媒体帮忙完成。
想探寻不知名英雄的故事
对南京大屠杀和抗战中那些不知名甚至无名的人物，吴先斌有种特殊的情结。他还从废品收购店中寻找到一本影集，内容反映了1937 年八九月间日军飞机轰炸南京后的场景，其中有惨死的民众照片，也有关于爱国运动的文字介绍等。
这本影集，是一个名叫“薛葆宁”的爱国青年拍摄，他是一支救护队的队长。记者看到薛葆宁留下的笔迹，纸片有些破损，看起来断断续续。吴先斌告诉记者，他还联系到薛葆宁的姐姐，了解到这位青年更多的故事。
博物馆内，有一处展区让记者备受震撼，那就是抗战老兵手印墙，最上面标注“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苏北抗日根据地胡增泉”、“南京地下党老战士陆庆良”……记者还看到了本报曾采访过的安徽籍抗日老兵曾宪高的签名和手印。“我们走访了很多抗日老兵，这里有370 个手印。”吴先斌说，他们正在做抗日老兵口述史，以后将更加专业，“按照国际化的标准。”
博物馆内还有抗战前的门牌号、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使用过的老虎钳等。“我记录战争中普通人的故事，我收藏抗战时的生活用品，因为这些都真实反映了历史。”吴先斌说，博物馆不是冰冷的收藏展示之处，是有温度的，“这是在告诉大家，战争影响每一个人。”
要再为远征军建座纪念碑
馆内有件藏品，吴先斌觉得特别珍贵。那是一张空白信纸，上面印有“海鸥用笺”。抗日名将戴安澜，自号“海鸥”，安徽籍，曾率中国远征军200 师远赴缅甸，痛击日军。这张信纸，是戴安澜后人所赠。
2011 年，吴先斌陪伴将军之子戴澄东，去缅甸寻找将军遇难地。他扛着摄影器材，冒着38 摄氏度高温，跋山涉水进行拍摄，累到“从未觉得死亡如此之近”。回国后，他所拍纪录片被多家媒体采用。“我是有版权的，但我没收一分钱，我希望能宣传抗日，表达对将军的敬意。”
吴先彬告诉记者，这期间他在野人山上呆了4 天，“虽然有当地华人帮助，不至于缺水断粮，但条件还是艰苦，可以想象当年远征军有多么难。”
此次缅甸之行，让吴先斌做了一件事。他参与出资，为中国远征军200 师将士们建了一座纪念碑。“我还准备再去建一座，只要我有能力，就继续建。”他认为，每位中国远征军战士都值得拥有纪念碑。
希望日本民众更了解战争
吴先斌还收藏到战时很多珍贵书籍、报纸、画册、军用物品等。他还委托人在日本寻找史料，并收获了意外之喜。日本一家书店的老板主动免费送了一张日文报纸：“这对博物馆肯定有帮助。”
这张报纸目前在馆内展出，上面有关于东京审判的报道。“日本店老板的举动，说明日本普通市民是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吴先斌认为，这其中的意义才是最重要的。
记者了解到，吴先斌曾两次带着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图片，前去日本展览，有收获，但也遇到过抵制。“我这么做，是希望日本民众对战争有更多了解，也希望日本民众能去南京实地看一看。”
下一步，吴先斌准备扩建博物馆，再增500 平方米。“这次我准备好好设计装修下。博物馆不光是简单的文物陈列，还有宣传教育等多种功能，要有艺术感。”吴先斌说，未来人们来到这所博物馆时，能看到更丰富的馆藏，能有更多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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