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9月，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下达后，各种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如雨后春笋般地在来安县农村普遍推行。随着包干到户生产队的不断增加，因种种原因导致生产仍很困难的农户也在增多。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情况，县委通过分析认为，农村的贫困户，过去就存在。实行责任制后，农户间劳力强弱、家底厚薄、技能高低等差别的存在，有的上升快些，有的上升慢些。个别遇天灾人祸或不好好劳动的，还可能拉下来。如不采取措施，贫富差距将会增大。就这样，农村扶贫工作摆上了县委的议事日程。
来安县八十年代的农村扶贫工作，首先是由县民政部门搞起来的。从扶贫对象上看，由扶助贫困户到扶持贫困队、贫困村；从扶贫内容上看，由物质上的资助到精神上的扶志，再到帮助提高劳动技能、改善经营管理方法、提高市场竞争能力。从扶贫力量的安排上看，由县委、政府和部分单位主要负责人包户，到组织机关干部包户，到单位集体包户、包村，直至单位包乡。
1981年夏，全县面上开展扶贫工作之初，县委运用农业联产承包制的经验，采取各级干部包干扶贫济困的办法，“五大班子”成员每人包扶一户，还动员县直机关，区镇乡村干部参与包扶。在他们的带动下，共青团、民兵、妇女等组织都加入到扶贫队伍中来，不少专业户、先富户也主动要求包户扶贫。1985年底，全县参加包户扶贫的干部和专业户、富裕户共3900多人。按照“人均收入60元以下、人均口粮300公斤以下”的标准，占全县总农户6.6%的5319户贫困户，户户有人扶持。当年，除其中的118户因缺主要劳力转为社会保障户外，其余户人均收入增加到315元，人均口粮增加到400多公斤，脱贫率97.8%。
来安县八十年代的农村扶贫，不仅以其成效回答了当时人们普遍关心的“两极分化”问题，还为建立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做出了贡献，而且促进了党群干群关系改善、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好转，劳动者的精神面貌、劳动生产技能和农业生产条件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刚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那会儿，县区社三级干部下队往专业户、冒尖户家跑得多，很少去贫困户家，加上对贫困户生产上出现的问题解决不够，午秋两季兑现合同又要上门催要，造成党群干群关系淡薄。扶贫工作开展后，各级干部把扶贫作为自己的工作责任，抽空就到他们家中了解情况，帮助解决存在的问题，体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密切了相互间的联系。扶贫中，有的同志把节假日当作“扶贫日”，帮助安排生产，落实有关措施，有的还到田间地头参加锄薅收割；原来对农业一窍不通的，也关心起农时节令，学习育秧、防病治虫和多种经营知识。扶贫对象家中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各级干部时刻记挂在心间。县直机关的同志主动捐款捐物，解燃眉之急，助弱者之需。据统计，共捐款24万多元，粮票近万斤，衣服8200多件。
扶贫工作的开展，使一部分缺少资金、劳力、技术的农户看到了希望，增强了信心，激发了他们的热情，积极投身到脱贫致富行列，面貌很快有了改观。但有些扶贫户，尽管给予了较多的支持和帮助，效果不明显。究其原因，这些户大都志短身懒，缺乏奋发向上的志气。帮扶单位既重视物质资助，又重视思想教育，扶志扶本，标本兼扶，使他们增长了脱困的勇气。张山公社有个扶贫户，因好赌妻离子散。确定为扶贫对象后，一度没有对症下药，扶贫没有起色，有的人讲他是“属猪大肠的扶不起来”。县负责扶持的同志思想工作、物质帮扶两手抓，促使他去除恶习，立志创业，农副业生产干得非常起劲，第二年就成了面条加工专业户。
从1984年起，县里组织120多名国家农技干部和58名农民技术员，扶持了240户贫困户，开展农林牧副渔综合科技扶贫。有的培训技术，引进良种；有的充当某项专业承包的“军师”；有的传递信息……通过科技扶贫，使他们中的许多扶贫户学到了技术，有的还成了专业户。武集乡有个扶贫户，原先缺吃少穿，生活极为贫困。在水产技术人员的帮助下，承包集体40亩水面发展水产养殖，还干起了鱼苗繁殖，1984年成了万元户。
来安县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扶贫工作的实践告诉我们，解决贫困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调动各方面力量，从解决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点问题入手，群体帮扶，综合治理。1986年起，来安县走上重视扶持贫困村队改善生产条件的“造血”式扶贫的路子，几年间共帮助贫困村新建电灌站7处，小型水库、当家塘坝18座，扩大灌溉面积5500多亩；9个贫困村架通了高压供电线路；新建整修公路30条，100多公里；兴办各种经济实体18个，年增产值150多万元；创办小学5所，新建校舍78间，使儿童入学率由原来的62%提高到95%。地处北部边远山区的杨郢乡石界牌生产队，解放30多年来，这里水、电和通往外界的公路“三不通”，群众要跑10多里挑水吃，老人甚至连汽车都没见过。通过扶贫，1986年底修通了路，架通了电，建了蓄水池，还盖了9间校舍，穷山村开始有了生机。1987年春节，生产队长率领社员代表远道来到县城，敲锣打鼓向县委、县政府送了感谢信。
1983年9月21日，《北京周报》以《扶助贫困农家》为题，分别用英、日两种文字和四个整版的篇幅，向国内外详细报道了安徽省来安县开展农村扶助贫困户的情况，同时刊登了来安县领导干部和农业科技人员帮困的照片。在这前后，《人民日报》和省内外其他报纸以及广播电台，也多次刊登和广播了来安县扶贫的经验。来安县领导还曾三次去北京，分别在中央民政干校学习班、全国第七和第八次民政工作会议上作过汇报。到1988年底，北京、上海、河南等19个省市的18个地区和37个县的实际工作者、从事理论研究的同志，以及9所高校的一些师生到来安县参观考察；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了30多组扶贫镜头；有关助困帮扶的19张照片，还被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征集收藏。
（作者系来安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