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998年：“一夜跨过温饱线，多年未过致富坎”
——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经济大潮，小岗农民所经历的一切也代表着中国农民经历的一切，他们每一次艰辛的探索和尝试都体现着农民对富裕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一年收的粮食，五年都吃不完，”不再饿肚子的小岗人，开始追求更高的物质生活享受和精神文化享受。
当年按下红手印之一的关友江说，“大包干”之前，小岗都是跑风漏雨的茅草房，后来粮食丰收卖了钱，家家户户盖起了瓦房。到1990年，由于儿子结婚，他家盖的4间瓦房不够住，就又在附近盖了3间平顶房。
“90年代以后，小岗村的平房还不是很多，我们家算是带了个头。”关友江笑着说。
严立华是小岗村较早买电视的。他回忆自己第一次在小溪河镇上看到卖电视机的，根本挪不动步，心里想，这电视真好看，能买一台回家就好了。
再去小溪河镇，严立华付了200元钱，又打了200元钱欠条，和老板商量，等秋收以后，粮食卖了钱再把欠账补上，然后高高兴兴地把电视机抱回了家。自那以后，每天晚上都有不少人去他家“蹭”电视看。
1993年，邻近的大严自然村并入成立的小岗村，承包土地面积扩大到1070亩，实有耕地1800亩，同年由小岗农户自筹资金成立小岗农工商联合总公司，从事生产资料、粮食加工、运输、劳务输出等生产经营。
这一年小岗第一次用办企业收入为每位村民代交了23元的统筹提留款。这一年，小岗的人均收入已达2000元，当年的全国农民人均收入尚不足1000元。
1997年11月，由上海《解放日报》搭桥，张家港市长江村与小岗村东西经济合作共同发展工程启动。主要项目有：长江村投资20万元用于支持小岗村农业产业化建设；长江村出资，小岗村出工，共建友谊大道。至此，在长江村的帮助下，一条宽22米，长1公里的水泥公路友谊大道诞生。
1998年9月22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来到小岗村，对小岗给予了肯定，他说：“因为邓小平同志开创和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首先是在农村开花结果的，而小岗村又是率先进行农村改革的。家庭承包经营这一政策，要长期坚持下去，是不会改变的！”
改革开放闸门打开后的中国，人们如过江之鲫般涌向市场经济的浪潮之中，江浙沿海地区，个体私营经济异军突起；大寨村、华西村、南街村等农村，也靠兴办乡镇企业和村办企业，快速壮大集体经济，村民率先致富奔小康。
而此时的小岗，躺在“大包干”的功劳簿上，存在严重的小富即安思想，对外界的扶助、支持产生了依赖感，革命精神和改革动力日渐不足，农业生产还停留在传统的一麦一稻连作，传统的家庭养殖，传统的耕作方式。
“90年代，心发慌啊。”“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严宏昌表示，“当时，我们的火车站、汽车站还售卖一分钱一碗大碗茶的时候，江浙那边1元以下的商品已经不找零了。”
收入差距日渐拉大，让严宏昌和小岗村的干部、村民每天都切身感到被甩在后面的落寞和致富的紧迫。
之后，严宏昌又在去往温州的路上看见挂着安徽、山东、山西、河南、江西等省车牌的大卡车，排着队往温州乡下开。他好奇跟着去，发现原来这些车是来拉化纤袋的。这里的农村家家户户将塑料回收后，加工成膜，再做成编织袋。一个袋子交给集体时是2毛钱，但是向外省卖的时候已然上升到了八九毛。
严宏昌受到启发，他暗暗思忖，我们小岗要做这个，不用说卖给外省，只要卖给凤阳县化工厂就有得赚了。没想到，回村一说，大家不太看好，不同意做。最后严宏昌只好自己花了1万元，买了两台机器自己干，22天就收回投资，半年就赚了几万元。“这时有人找我谈话，说我搞资本主义，愣是把架好的电线给撤掉了。”
1993年，倔强的严宏昌又成立了小岗村农业实业总公司，希望引进项目办企业。在公司运作下，十几个带有小岗村名字的公司先后成立，像瓶盖厂、工艺被厂、电子仪表厂、面粉厂、摩托车镜子厂、铜线厂等等，但是最终因种种缘由而夭折。
这样一次次的尝试，机会又一个一个溜掉了。
“唉，那时我的心里真是不快活啊！”严宏昌重重地叹出一口气，接着说：“我是‘大包干’的发起人之一，村子穷，心里不舒服。无工不富，小岗村要发展还是要走工业致富的路子。”严宏昌显出壮志未酬的无奈。
严宏昌之子严余山也试图续写父辈当年的“创业梦”——这位凭借打工自学创出多项专利技术、在上海等地办厂经商的“包二代”，回村办企业却遭遇“滑铁卢”：他投资的瓶盖厂、电表厂接连夭折，50万元投资变成了一堆不到两千元的破铜烂铁，最终失望离乡。
为什么华西村、大寨村能致富，小岗村却不行呢？陈怀仁直言不讳地说：“小岗村较偏远，地理位置、自然条件欠缺，且长期贫困、颠沛流离，村民缺乏一种凝聚力、向心力，再加上贫穷导致的不重视文化教育，村民受教育水平整体低下，使其摆脱小农意识的难度大，市场意识、合作意识不足，闯市场、发展经济的能力比较弱。此外，最关键的是，小岗缺乏一个团结的、有战斗力的领导核心，缺一个好的带头人。”